关洬第一次被捕, 是在1931年的年底。
九·一八事变，举国哗然。南京方面寻求国际联盟的支持，关洬与在美国结交的学者通信, 其信函以中英双语分别在两国的报纸上刊发, 对日本强烈谴责，敦促华盛顿方面有所作为。虽无直接作用, 但在学界人心之中影响巨大。然而南京继续“攘外必先安内”，其时社会上骂声一片。关洬得到“内部”的朋友警告，让他万万克制，只能“呼吁”，不可“指责”。关洬听了, 暂收笔头, 然而终究没忍住在课上论政。话一出口，第二日关洬就在学校里被人带走了, 罪名还是非法结社。他这边一被带走, 社会各界立刻加以谴责，连美国那边的学者也致信南京, 要求释放关洬。十二月，南京高层引咎下野，关洬又被放了回来。
迫于压力, 也是出于对他的保护, 中央大学那边暂停了他的教学工作。关洬却因此被彻底激怒, 主动辞去中央大学的教职, 然后在无数学生和其他教授的请愿、挽留和抗议下, 中央大学将他返聘, 但是不想让他直接给学生上课，关洬则坚持要求给学生上课。两方僵持不下, 最后关洬登报启事，不管有没有考入中央大学，只要愿意，就能来他家里学习哲学，此所谓“有教无类”。一时间关家门庭若市，挤满了来听课的人。当局没有再逮捕关洬，而是守在他家门口抓那些来听课的。但越是这样，学生们越是有逆反心理。眼看又要闹僵，关洬只好出面疏散，不再在家中授课。
1932年年初，作为对上海商界抵制的回应，日本上海派遣军攻打上海，承倬甫加入呼吁抗日。到二月，锦州、哈尔滨相继失守，东北沦陷。很快，日本人扶立前清废帝溥仪，国际社会显然无心作为，国内也只有民间的抗日情绪高涨，南京方面依然只是嘴上在说，但始终不肯组织兵力全面抗日。关洬心急如焚，文章再次见报，已再难“克制”，质疑政局轮换是否是真心抗日，还是说只是一场政治作秀。
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到了让承倬甫胆战心惊的地步。报上开始出现了一种攻击关洬的声音，连承倬甫都辨认不出来到底是哪一方，但用心极其险恶，表面指责关洬与美国学者的通信是“一味坐等国际社会的援助”，真正想说的是有人“推卸责任，误国误民”，借关洬来指桑骂槐。承倬甫在看到报纸的当天就立刻给关家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陆归昀，承倬甫再三强调，千万劝住，性命攸关！然而几天之后，他还是在报上看到了关洬的回应。
果然不出他所料，一篇雄文洋洋洒洒，指名道姓，直接走进了对方的圈套。
承倬甫再找于伯焘，对方避而不见，只给承倬甫留下了六个字：“自作孽，不可活。”
关洬不可能不知道这是圈套。他警告了，陆归昀一定也苦劝了，还有那么多朋友、同仁，一定所有的人都劝过他了。承倬甫甚至不用跟他直接说话，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因为这就是“总要有人把该说的话说出来”。
但是预想之中的逮捕没有立刻发生，如今关洬声望之隆，各界应该都在拉拢他。果然，没过多久，关洬的声明再次见报，澄清自己不属于任何党｜派，为了避嫌，甚至第二次辞去中央大学的教职，从此，他“不群党｜派，不友亲朋，孤身求死，但求复我中华”，已是摆出了必死的决心。
连木老板都丢了一句话给承倬甫：“这读书人的骨头，就是比咱们的硬哪。”
关洬在三月跟承倬甫主动通了一次电话，是他入狱之前他们最后一次说话。大概是知道承倬甫亦在上海积极组织抗日，关洬对他的态度好了很多，这也是自当年北京分别以来，两人头一次没有以吵架收场。关洬的意思是，承倬甫应该和于伯焘一样，从此和他绝交。
“你最近绝交的人也太多了。”承倬甫还有心跟他开玩笑，“我与你明面上并无交集，就不必此时再跳出来划清界限了。还嫌别人骂我承敬棠见风使舵骂得不够吗？”
然而关洬没笑。
“六哥。”他难得又这样叫他，“我的声明登报之前，本来还有一份离婚通告书要登报的。”
承倬甫不说话，等他往下说。
“但是归昀以死相逼。”关洬字字句句说得艰难，“她这是一时意气……”
“你就不是一时意气？”
“我想得很明白。”
承倬甫咬着牙没说什么，心里已经有火。关洬这话就是明着承认了他的所有猜测——他就是睁着眼睛明明白白地走进人家的陷阱里去的。
“既想得明白，又找我做什么？”承倬甫想挂电话，“上一句割袍断义，下一句又托孤妻子？岂有这样的道理？”
“你不同意割袍，我就只好托孤了。”
承倬甫让他气出了一声笑：“那你托孤只托尊夫人吗？堂上老母不管了？”
“我母亲不必我托孤，你不会不管的。”
“我为什么要管？”承倬甫反问他，“我要尽的孝太多了，北平那位还等着我年年磕头呢，你自己的娘自己孝顺去吧。”
“六哥。”关洬又叫他一遍，后面的话却不知道能如何说了，多少话在舌尖盘桓，最后吐出来的只有一句极轻的道歉，“对不住。”
承倬甫不语。
关洬：“以前你说你身不由己，我总以为我知道。今日才知，要保全家里人何其不易。”
承倬甫狠狠捏紧话筒，胸口一片麻木的钝痛。他等关洬这句话等了这么多年，可是真的到这一天，他宁可关洬继续不懂下去。
他冷着声音：“如今世道，自保已是艰难。”
关洬：“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
“你把我的本事想得太大了。”
承倬甫心中有气，气关洬嘴上骂他只知攀附权贵，却把最难的事情丢给他，指望靠承倬甫的明哲保身来护他的家人——可是最气最气，还是他非要去当这个英雄。
关洬沉默良久，只能再重复一遍：“对不住。”
承倬甫长长地出一口气：“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
“暂时吧。”关洬笑笑，“这种事情，都是秋后算账的。我明白。”
承倬甫咬牙：“真到那一天，我救不了你！”
“我并不是要你救我。”
又是一片长久的沉默。
“广东军奋勇。”关洬最后说，努力使语调听起来有希望，“日军已退回租界，汪院长也通电张少帅南北夹击。抗日有望，我心愿足矣。”
“张少帅要守热河，”承倬甫几乎是冷酷地回答他，“中原大战宿怨未清，汪院长不肯援军，只想用东北军的命去敷衍民意，他们自己的兵要留着‘剿匪’——张少帅不会上钩的。”
关洬微怔，半晌，轻声道：“你又要说我是枉费性命了吗？”
“我没有这么说。”
关洬问他：“那还能怎么办？”
他难得对承倬甫用这样的语气说话，不是阴阳怪气，也不是质问，而是和小时候一样，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指望他的六哥能给他一个答案。承倬甫第一次意识到关洬为何对他如此“苛刻”，也许是因为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习惯性的仰望。可是六哥只能回答抱佛寺胡同里的问题，抱佛寺胡同外面的世界太大了。就和当初在苏州，他问承倬甫在位多年到底做过什么一样。承倬甫以为他早已习惯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但当关洬这样问他的时候，他还是感到一种独怆然而涕下的悲戚。
还能怎么办？他也在问自己。他们都是两手空空。承倬甫在那一瞬间突然理解了阿玛临终的眼泪，也理解了关敏和为什么会心碎至死。他们都曾经以为靠学识、靠热血、靠手段、靠自己一肩能扛天下，但是最后，时代不由任何人说了算。
“适南，你我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主角。”这是关洬入狱前他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世道污浊，自己多保重。”
他一语成谶。次年三月，热河沦陷，华北门户大开。
在关洬最后一点自由的日子里，他一直奋力奔走于各个组织和党｜派，但始终不肯加入任何一方。他多次撰文，不厌其烦，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学者，一个中国人，仅此而已。然而就像于伯焘说的那样，这个世道容不下两头都不站的人。敬关洬的人越多，骂他的人就更多。他从“一呼百应”走到“毁誉参半”，只用了一年。到后来，关洬自己也隐隐地预感到，“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风雨来临之前，水边总会有低飞的蜻蜓。只是关洬离水太远，没看到那只小蜻蜓。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那只小蜻蜓先飞到了承倬甫的眼皮子底下。
第一次见到“王老板”的那一天，是承倬甫去江浙商会为抗日组织的义演。承倬甫从来不是票友，听得有一搭没一搭，险些快要睡着。台上的花旦水袖都要甩到他脸上，他还是浑然未觉，直到演完了，才由一个浙江商人把“王老板”引荐给他，话挑得明白，想演电影，还是要找承副部长。
承倬甫这才恍然地“哦”一声，正眼打量了那花旦两眼。
“王老板？”他试探着，“哪个王老板？”
“没什么名气，让承先生见笑。”那花旦开口，一把如珠似玉的好嗓子，“小生王元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