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得迷糊间,我看到柳梦坐在床头。
她依然背对着我,留给我一个美丽的侧脸,甚至还穿上了我心心念念多时的朱红旗袍。
什么时候换上的,我不知道。
脑里只剩一个念头,很想摸摸旗袍后背上一朵落下的暗金色花瓣。
只是扑了个空,手抓不到实,我想是她离我有些远,抬头去看。
她还是在笑,嘴角保持微微上扬的弧度。
我以前没和她说过,这是我认为的,她笑得最好看的时候。
—
我和柳梦第一次见面,是我搬来水街的头一个月。
那年碰上下岗潮,父母买断工时,回到老家齐镇的水街发展。
我呢,天生药罐子,弱不禁风的,弱到大学报道的第一个月,转季刚起风我就发了疹子。心悸同呼吸困难的双重折磨,据送我进医院的同学描述,我扑通一声倒地不起,送到医院后,医生一锤定音:过敏性休克。
进了急诊室后才算留了条命。
这事闹得挺大的,大半个校区都知道我的事。学校建议我休学一段时间再回来,毕竟以我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是颗定时炸弹。
以上所有这些事情,在我转入普通病房后,才被前来看望的同学告知。我想,休一个月应该够了吧,这样好歹能赶上课程。
然而出院那天,等待我的不是重新进入校园,而是我的在校行李。
我被退学了。是我父母办的手续。
轻飘飘的纸,几个签字,三两句同意的话。
然后十年苦读的光景,毁于一旦。
我争取过。
我求妈妈,我说,我能好好学,我可以去打工,还有奖学金,读书费不了多少钱。我慌不择路,一度想要在院门口当着众人面向他们跪下。
膝盖还没着地就被我爸拦了,他把我拉起来,叼着烟破口大骂:“读那么多破书顶什么用!四年谁供得起,这年头谁都不好干,你要真想孝顺我们,就早点结婚拿彩礼回来!”
人生面临一个岔路口。一头是早已被堵死的死路,而它本来光明敞亮有奔头;另一头,是父母给我定好的结婚生子。
其实我没得选。
回程的车上,我想了很多。
父母说的也不无道理。下岗潮失业,维生艰难,我又是个烧钱的药罐子。也难怪他们想我早点嫁人。
不过既然归根结底都是钱的原因,那我就不费钱好了。
注定不能上学,我认栽。
但要我立马嫁人,想都别想。
后来的日子,我记不太清了。
那阵子对时间失去了概念。记忆中只有晨昏昼夜,日升日落,然后从我妈的吩咐中,上车,下车,来到新的环境常住。
本来被父母安排在奶奶家暂住小半个月,按他们的话来说,等在隔壁镇子开设的染坊安定下来,会把我接走。
没想到后面被接走还没住两天,我就因为水土不服,上吐下泻连带高烧躺了一星期。他们忙得焦头烂额,拖着我这么个隔三差五生病的累赘,实在不便,只好把我再次送回奶奶家养养身体,每月再打点生活费了事,彻底成了甩手掌柜。
对此我没有什么异议。
后来,我又做了很多思想斗争。退学这事成了卡我喉咙里的鱼刺,梗在食道不上不下偶尔还要疼上一会,不可避免地还要对父母生怨念。这下他们不管我,见面少了,我还算能够心平气和地过活。
尽管我仍对他们当初擅自作主有所怨恨,我还是要说服自己,好歹是生我养我的父母,他们把我拉扯到这么大不容易。
再往后,我想开了。
我可以找点其他事情干,城里近两年风靡精巧绣饰,人们爱在衣服上做点花样。
有了市场好歹有条路子可以走。我学点技艺傍身,做点手工小饰卖,好攒点钱,说不定可以去重新学习,哪天还能缓解一下家里的压力。
这样的规划让我有了点盼头,不再浑噩度日,闲时还去讨教了房前屋后做手工一流的姐姐们。
还碰到了以前的玩伴玉眉,一个经常跟在我后头的爱哭鬼。
她这会出落得挺出挑的,是人群里拔尖儿的漂亮。但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爱缠我问东问西,我每次从她家回来,嘴巴都说得快冒烟。
日子一天天过去。
蔻梢绿绢布上我第一个会绣的生肖是蛇,形态类似竹叶青,只是颜色更深些,同绢布色区别开,反倒有些神秘感。
姐姐们凑过来看,夸我绣得又快又漂亮,有天赋,是天生吃这碗饭的。
我心说有点夸张了,布上一条蛇,加几条枯树枝应该看不出我手工好坏。
竹叶青缠在树梢枝头,探出小小的脑袋打量周围,我又觉得自己第一个作品,总显得有点儿孤单。
要不加条白蛇同它作伴吧。
不巧手边的白线用完了,我便绣了个绛红色的蛇,它从另一处枝头过来,凝视着竹叶青小蛇,还不忘吐蛇信子。
玉眉问我这绢布能不能送给她,我说不行,第一个作品于我还是很有意义,我更想把它留作纪念。
生活趋于平淡安好。
原以为失学能够归结于家庭的拮据,我已经慢慢向现实妥协,说服自己去认命。
可后来我发现,事实并不是如此。
因为,某天,我听到奶奶在电话里头问:“你们要再生一个孩子?什么时候?”
做手工的针线篮子从手中脱落,数不清的银针传出细微的金属碰撞音,同这句话一起尽数扎进耳朵里。
问我恨不恨,我想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银针丝线滚落于脚边,一地的狼藉。
从那天起,我没再捡起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