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孟商赶到妇产科的时候，迎面看到祝随月在等待区的椅子上吃果脯，手里翻阅着像是检查报告的东西，神情就像她在律所办公室审查起诉书和答辩状。
等林孟商走到她面前时，已经因为剧烈运动上气不接下气，祝随月拍了拍自己身边的椅子，用眼神示意他坐下，然后用指导性的语气让他深呼吸。
林孟商在她面前就像实习生一样听话，等心跳速率降到正常范围后，有些紧张地问她：“你没事吧，医生怎么说？”
“B超没发现异常，也没有腹部疼痛，医生说没什么问题，让我以后多注意一点。”为了给自己的话增加论据，祝随月还把报告递给他看。
“吓死我了。”林孟商看了眼报告，上面确实写着“无异常”。
“余振南这人就是大惊小怪，我都跟他说过没问题了，还千里迢迢地差遣你过来。”
“他紧张一点很正常，”林孟商把报告还给她，看着她明显隆起的小腹，“毕竟是第一次做父亲。”
“就他这小题大做的性格，出了这事，还不得唠叨死我。”
“怎么可能，”林孟商真情实意地说，“他顶多就敢提个建议，声音都不会有多大。”
祝随月也知道这是实话，微微笑了一下，站起了身：“走吧，检查都做完了，我就是听他说你要过来，所以在这等你。”
林孟商跟在她身边，被她淡然而凌厉的气场一衬，显得像是跟在老总身边的秘书：“我叫辆车，送你回去吧。”
祝随月脚步没停地拿出手机晃了晃：“我看到你的时候叫了。”
林孟商送她回了家，觉得没有尽到好友嘱托的义务，坚持要留下来再观察一会儿情况，毕竟孕期摔跤不是小事。祝随月推辞了一下之后，似乎认为没有必要拒绝他的好意，就笑着请他在沙发上坐下：“辛苦你义务劳动了，他算欠你一个大人情。”
“别说欠不欠的话了，”林孟商接过她递来的水，“要真清算起来的话，那肯定是他血亏。”
如果友情可以用相处时长来衡量的话，余振南和他的情谊可谓深似海厚如山。在林孟商赴美留学时，他父母因为他年纪过小，总担心他在大洋彼岸会卷入什么诱|拐、枪|杀、种族仇恨，于是通过校方的关系，打听到国际部有一个同时和他申上哈佛的学生，要了联系方式。毕业谢师宴的时候，两家人互相认识了一下，林孟商的父母握着余振南的手深情款款地嘱托，希望他们在异国能够互相照应。
两人虽然之前不熟，但毕竟是同乡，于是租房的时候顺理成章做了舍友。过了四年，余振南也继续深造读博，之后虽然不在同一个学校任教，但巧合的是学校相距不远，于是舍友情谊又延长了很多年。不夸张地说，余振南和他相处的时间远远超过他的父母。
余振南虽然人高马大，身材魁梧，但心灵纤细又脆弱。他攻读哲学和教育学，却相当喜欢爱情文学名著，是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的骨灰粉，经常为凄美的爱情掩面而泣。他喜欢做菜又善于针线，做起缝补扣子和被褥的活计可谓得心应手，林孟商的衣食起居被他承包了一半。他甚至还精通病患护理，林孟商发高烧的时候就是他鞍前马后地照料。
可以说，14岁之后，余振南基本上就是林孟商的另一个爹——或者说妈。
余振南比他早回国一年，现在在师范大学任教。这人之前是个不婚主义者，深受柏拉图和康德等先贤的影响，打定主意不踏入世俗婚姻。结果回国之后在一个画展上遇到祝随月，立刻把自己之前的人生观抛到了九霄云外，恋爱结婚的速度比子弹出镗还快，刚好赶上林孟商回国给他做伴郎。
以两人这十几年的交情，林孟商替他照顾一下怀孕的老婆，实在不算什么大事。
“不过也好，”祝随月向后仰着靠在沙发上，神情很疲惫，“有个人陪我说说话。”
祝随月算是林孟商心中事业型女性的典型代表，几乎每次看到她都是意气风发潇洒自如。她和余振南算是晚婚晚育，两人三十五岁结婚，当时祝随月已经在一家中级律师事务所做到合伙人的位置，在资本市场领域混得风生水起。她现在这种状态相当反常，让林孟商不由得皱起眉头。
难道说婚姻真是女人的坟墓？
“你心情不大好？”林孟商说着很明显的废话，他实在没有安慰人的口才。
“有点吧，”祝随月说，“遇到了糟心的事。”
“工作上出了岔子？”
“有一个境外发债的项目，”祝随月说，“这块之前一直是我在负责，结果不知道是哪个混蛋跟客户说了我怀孕的事，对方一听立马要求换人。这种事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两次了，我又没请孕假，结果在所里跟死了似的，那我照常上班的意义在哪里？”
林孟商思考了半天，最后只能说一句：“国内大环境对职业女性太恶劣了。”
“这真是我毕业以来最抑郁的几个月，”祝随月用手揉着太阳穴，“我最近总是冒出一些不好的想法，说出去肯定被人喷死。”
林孟商有些紧张地看着她：“怎么了？”
“我有点怨它，”祝随月指了指隆起的腹部，“自从我怀孕之后，所有人都默认我的生活从此之后就会围着它转，好像我的职业生涯会因此告一段落，好像我的工作能力被一个孕妇的身份否定了，虽然两者根本就不冲突。我知道不是它的错，但我还是觉得它在拖累我。你看，作为一个母亲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觉得这想法很正常，”林孟商说，“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觉得自己的权利因为另一个个体的存在遭受到了损害，由此产生了负面情绪，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与其说是自私，不如说是情绪上的正当防卫。”
祝随月睁开眼睛，很惊奇地看着他：“你还说你不会说话。”
“我是真不会。”
祝随月叹息着摇了摇头：“你怎么到现在还是单身，我真是搞不明白。”
“为什么所有人都问我这种问题？”林孟商微笑着看她，“而且你是最反对爱情至上的那种人。”
“虽然我从来不把感情当成必需品，”祝随月用手肘撑着沙发垫，微微侧身看着他，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也显得很有气势，“不过到了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事业稳定，生活也富足，就会想找一个人分享一下自己的快乐。虽然婚姻闹心得很，不过要是真的遇到了那个人，在闹心里还是能得到一点满足。”
“你们是真的很般配，”林孟商说，“在见到你之前，我都想象不出他能和什么样的人结婚。”
“他是个奇葩，”祝随月附和着说自己丈夫的坏话，“不过我也是。”
林孟商想起余振南曾经说过的逸事，成年那天吹生日蜡烛的时候，别人许的愿望大都是“高考顺利”或者“考上理想大学”，祝随月许的愿是“世界和平，消除饥饿”。
大学毕业之后，她还真去非洲待过一年，在国家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援建项目里当志愿者。据本人透露，这是她最接近梦想的一年，之后就向资本主义势力低头了。
两人的工作虽然没什么交集，但祝随月是个生活经历极其丰富的人，听她聊客户的故事也很有趣。林孟商一直待到晚饭结束，确认她没有任何异常才离开。
隔天中午，林孟商就接到了好友的电话。
“谢谢你啊，”余振南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萎靡不振，“看到她还好我就放心了。”
林孟商放下手机看了眼时间，满脸震惊：“你已经回来了？你从太平洋上飞过来的？”
“别说那么夸张，不就是赶最早的航班嘛，”余振南打了个哈欠，明显是睡眠不足加上没调时差，“然后被她教育了一顿，我一个教育家天天被她教育。”
“我看你也没什么意见，”林孟商用谈论事实的语气嘲笑他，“嫂子一挑眉你连根头发丝都不敢动。”
“别这么诋毁我形象啊，”八尺男儿十分委屈，“这年头怕老婆是美德，是值得拿到酒桌上去吹嘘的。”
“你拉倒吧，”林孟商说，“别人怕老婆都是业余的，你怕老婆是专业的。要是怕老婆这事有奥运会，你绝对比博尔特还传奇。”
“哪有那么夸张！”
林孟商直击红心地问了一句：“你们家婴儿房是什么颜色的？”
对面的沉默显得很心虚。“米色，”余振南不服气地说，“但那是我后来觉得米色最好，蓝色有点忧郁。”
林孟商懒得给他翻聊天记录，要是让他看见自己当初多信誓旦旦说家居问题他说了算，那可就太尴尬了。
“就是个墙的颜色，不是什么大事，”余振南底气不足地岔开话题，“你最近怎么样？”
“下学期要多上一门流体力学基础，本科生必修课，”林孟商说，“我之前没上过大课，还在考虑考核形式。”
对面长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觉得那些本科生很可怜。”
“这什么意思？”林孟商被打击到了，“上我的课这么痛苦？”
“我没有恶意，”余振南说，“但你上课确实太为难人了一点。”
“我怎么了？”林孟商说，“我也不是故意要为难他们，他们选了这个专业，理论基础不打好，将来的路怎么走？”
“这话说得没问题，但你上课太高屋建瓴，”余振南说，“一上来就讲理论，课程内容又多又难，而且考试也变|态。”
“但是流体力学就是有很多内容啊，”林孟商说，“我要是每节课都少讲，最后根本上不完。”
“你反过来想，”余振南说，“你上完了，学生没学会，那不是跟没上一样吗？”
“我该讲的不是都讲了吗？”林孟商说，“他们没学会，这是我的问题吗？”
余振南顿了顿，突然笑出了声。“当然怪你啊，”他清了清嗓子，“如果学生觉得你上课太难，其实是你的内容设置超出了他们的最近发展区。啊，这是维果斯基的理论，他认为学生有两种发展水平，一种是他们的现有水平，一种是可能达到的水平，两者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你的课学生学不会，说明你设置的内容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或者是你没有做好scaffolding。”
“scaffolding？”林孟商皱了皱眉，“脚手架？”
“在教育学里，我们用它来形容老师对学生的引导。知识就像一座高塔，要想让他们达到你想要的高度，你需要帮他们搭好梯子，让他们每一步都有足够的前进基础，”余振南说，“我们国家的很多大学课堂就是没有这个过程，直接把知识丢给学生，指望他们能一步登天。脚手架都拆了，怎么能怨他们爬不上去呢？”
“但是我一堂课有一百多个人，”林孟商说，“每一个我都要搭梯子去引导？这不太现实。”
“美国有这样的实验案例，我可以发给你看看，”余振南说，“我们国家的教师学生比例太悬殊，这我当然知道。不过哪怕你稍微改变一点上课的形式，能帮到一两个学生，这就是有意义的。”
林孟商拨弄着手边的书页，回忆起了上学期学生给他课程写的匿名评价，充斥着“天文学我高攀不起”以及“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垃圾”的自我厌恶。
“当然了，我知道你平常做科研开会带学生已经很忙了，”余振南说，“课上得好不好对你来说影响并不大，看你自己想不想费这个功夫吧。”
林孟商握着手机沉思了半晌，余振南也没出声打扰他，知道这是他惯常的思考状态。
“我再想想吧。”林孟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