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内特尔顿】
内森被一阵持续的驴叫声吵醒。他躺了一会儿，叫声没有消失。他挣扎着去摸闹钟，就着透过窗帘的微光看了一眼。不到六点。他决定起床。
起早床对于他来说不是难事。他在圣约瑟时已习惯了早起，因为得去上第一节课，还要做去教堂做晨祷——虽然他在美国也并不总是去，但既然成为了教员，就得给学生做表率。他做了一些简单的体操，还有俯卧撑，然后想，得想个办法洗澡。和很多人一样，他习惯了早上洗个冷水澡。但这里显然是没有淋浴头的。他开始有点后悔没有听从圣约瑟文理学院院长福德姆的话，带一顶阿贝克隆比 & 费奇（Abercrombie & Fitch）的折叠式浴缸过来。“否则你会长虱子，”福德姆说，好像他亲自来过中国的乡村一样。“在头发里，一捏一个响。”
但是去哪里才能搞到一顶阿贝克隆比 & 费奇的折叠式浴缸？也许只有福德姆知道，因为文理学院院长是过惯优裕生活的人，他或许以为去阎县就像去非洲猎狮。
吃早饭的时候，他想起昨晚梦见了康奈尔。他知道自己怀念它。在第一封从上海寄往新泽西的信中，他就告诉罗伊·阿什顿，“我怀念康奈尔。”那时他住在自己的公寓里。等待阿韦做晚饭时，他一般会在桌前看报或者读信。有时他会外出散步，但总是有本地车夫凑上来，问他要不要坐黄包车，以至于他说得最熟练的中文是“不要”。最后他往往都无法拒绝，只能坐上一辆。还没有摸清行情的时候，他有一次曾给了拉车的苦力三个中国银元。后来他才知道那顶多要三十个铜币。在赢得了“容易被骗的外国人”的名声后，他学会了改去圣约瑟的后山散步。晚风很大，必须时不时用手按住帽子顶，否则帽子就会被风吹走。长满青苔的石碑和褪色的红纸碎片显示着那里有许多坟墓。罗威尔曾告诉他，中国人总是用成片的荒山作坟地，这使得开垦新耕地十分困难。
从那里眺望出去的落日让他想起伊萨卡。在康奈尔的那些年，每当他吃完晚饭后，往举办毕业典礼的草地上走，便能看到康奈尔图书馆的老钟楼，还有卡尤加河因冰川侵蚀形成的弯道。河水冰冷，即使在六月也不适宜游泳。刚开学时就有人警告过他们，河中有许多地下水汇入形成的湍流，划船会很危险。有些夏日傍晚，太阳会落到平缓的林梢上，浑圆金黄，光芒笼罩半个天边，几乎像沙尘暴来临前的沙漠。草木枝叶在夕照中呈现出一种鲜艳的黄绿色，湖面上仿佛闪烁着无数金粉。阴天的时候，霞光从烂絮般的云层后透出来，像白色蕾丝底下衬着玫红色绸缎。东边的云延展无际，让人想起抹开的奶油奶酪，待到日头落下去后，又变幻成山坡样的蜃景。粉蓝色的夜幕渐渐垂下，不一会儿就浓得跟玻璃瓶里的蓝墨水一般。那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应该往回走，到图书馆，或者回宿舍里去了。
当他上大学的时候，战争和瘟疫都在缓慢地过去。一个时代的结束是渐进无声的。人们还在授勋，发布讣告，他们还要军训，上军事课，而世界已经决定了她要向前看，把一整代死去的人留在身后了。1919年的那个秋天，一切又开始按部就班，走上正轨。他一进校，就被报纸上的促销广告怂恿，在合作书店里买了许多东西：迪克森·库瑟伯公司的“盎格鲁·萨克逊”铅笔，单边形牌活页笔记本，5美分的显微镜载玻片盒子，一台柯达公司的折叠相机，还有打折甩卖的夏季帽子——一顶亚麻的，一顶丝质的，得等明年热天才能戴上。罗伊·阿什顿在“餐边柜”餐厅的雪茄吧里找到他的时候，他已濒临破产，在那里嚼口香糖。他后来写信告诉艾德温自己手头吃紧，他的长兄很快回了封信来，警告他不要大手大脚地花钱。你买了台八十美元的相机，艾德温写道。容我问一句，买来做什么？
罗伊问他是不是“内特尔顿”。他点头，以为那人是高年级的学长。而新生守则第一条就是，除非高年级生主动向大一新生问话，否则大一新生要保持闭嘴。
“我是阿什顿，”罗伊接着说。“我们都在农学院，我也是一年级。男孩们在找你，阿尔法·罗的第一次会面换地点了，因为这里不招待大一新生。我们得到‘康奈尔人’旅店去。”
塞缪尔·亨利·阿什顿机智、有男子气概、喜欢跟人斗嘴，但总地来说讨人喜欢。在高中时，他的口头禅是“温克勒（他们的德语课老师）想我了吗？”人生野心是做“夜总会老板”，但他的同学们认为他的命运将会是做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只要一有机会，罗伊就不戴那顶所有大一新生都必须戴的灰色小檐帽，展露出他那一头往后梳的棕发。他的眼睛是不太明显的绿色。那也是一对很聪明的绿眼睛。
内森只叫过他一次“塞缪尔 (Samuel)”，因为那人坚持要别人叫他罗伊 (Roy)。他曾亲眼看见罗伊把兄弟会签到名单上的“S·H·阿什顿”划去，改成“R·H·阿什顿”。在门口负责签到的高年级生好像被逗乐了，但没说什么。在伊萨卡的那几年，他也变得越来越像罗伊。他不喜欢自己的姓——内特尔顿。为什么？
因为听上去就像个牧师。
那时所有人都在起绰号，常见的做法是只说第一个音节。比如不说“大学”而说“The ‘U’”，把“路易”叫做“路”，“霍华德”叫做“霍”。内森的室友显然就不需要绰号，因为他的名字就是“李”。李·摩尔来自西纽约州，视力不好，需要戴眼镜，会弹尤克里里，喜欢待在房里。每次男孩们要出去打橄榄球，他都会推脱说“我得去学习了”，不过他们后来发现他其实是在看小说。用中间名作绰号也很流行，所以他也尝试过跟人说，你可以叫我巴里。罗伊会在旁边拆台，说只有他的的母亲才可以叫他巴里。
不，你可以叫我巴里。他磕磕巴巴地争辩道。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叫他“内特”。加入“懒汉俱乐部”后，因为他总是坐在一旁，以审视的目光看待一切，有时很死板，但又是很可靠的后勤兵，在杂务上从没有出过错，所以人们也叫他“老爹（daddy)”。
——这个绰号是谁起的，罗伊吗？
他一边想，一边对着米尔斯家那面蒙灰的镜子，拿沾了水的梳子仔细梳头。这真是个糟糕的绰号，所幸大学毕业后，就几乎再没有人这么叫过他。他坐在床沿穿皮鞋，弯下腰系鞋带。因为昨天已经见识过阎县尘土飞扬、脏兮兮的道路，他今天特地换上了一双旧鞋。地板看上去黏糊糊的。阎县和中国南方的其他地方一样，过于潮湿，容易长青苔。然后他从桌子上将怀表捞起来，扣到马甲的表链上，拿起帽子。米尔斯在楼下等他，他们今天要去看那块试验田。
他至今都记得刚进康奈尔的时候，他去参加“懒汉俱乐部”招新的那个下午。他迟到了，站在一个阁楼入口处的狭长楼梯下，汗津津的手攥着怀表，难为情地等着人下来给他开门。俱乐部是一个乱七八糟又华丽的会客室，四面墙都是高抵天花板的书柜，猩红色地毯上随意安放着一些扶手椅。屋子里都是抽雪茄的男孩们，俱乐部的“经理”坐在安有彩色玻璃的窗前，很文雅地翘着二郎腿，头顶的墙上挂着一幅康奈尔校旗。他和罗伊是当天仅有的两个农学院的学生。他记得自己紧张不安地站在罗伊边上，小声问他到底什么叫“愤世嫉俗”。我也不知道，罗伊也小声地回道。我猜是他们要的是幽默感，对吗？
他记得经理忽然叫了声“阿什顿？”接着又说，“内特尔顿？你们的名字怎么写在一张表上。你们是想来个双人组合吗？”
男生们发出等着看好戏的嘲笑声。等到他们在经理桌前的扶手椅里坐下时，他的脸已经开始涨红。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他的头发还非常金，夏天过后会变得更淡，脸上也还有很多雀斑。每次感到尴尬或内疚时，他的脸都会红得很明显，甚至一路蔓延到领口下面去。
而且一紧张起来还会有点口吃。
“农学院，”经理看了一眼膝盖上的名单。“那是什么玩意儿？”
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要问他是哪个“预备学校”来的，他就只能坦白他来自于一个怎样的破烂高中。没有人听说过纽约州的朴茨茅斯。那是个什么鬼地方？
经理问他们是否加入了什么兄弟会，罗伊说他们加入了阿尔法·罗。“那是什么？”经理轻蔑地问。
“一个农学院的兄弟会。”有个围观者解释道。
经理扫了他们一眼，脸上带着难以捉摸的微笑。“那么，先生们，”那人微微叹了口气，试图回到正常说话的语调。“是什么让你们来到康奈尔，啜饮智慧之泉？”
他们依旧不敢作声。这怯懦激励了经理，于是他加了一句，“我想肯定是因为普林斯顿没有农学院，对吗？”
他想说点什么。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于是他开口了。直至多年以后，那依然是他不堪回首的时刻。他想说“但是”，结果发现自己死活没法把那个词说出来。但、但、但、但是——他像台卡壳的机关枪一样，向外喷一个个喑哑的辅音，彻底对自己的舌头失去了控制。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脏用力地撞击着胸腔，好像要跳出来。依然只有气流往外送的声音，那个单词就是发不出来。
这不是他第一次口吃发作——七年级的时候，他一度严重得被父亲带去纽约看医生。但上了高中后已经大有缓解。医生说这是正常的，童年期的口吃随着年龄增长会自行消失。虽然在外语课上回答问题有时还是会诱发他的口吃，但幸运的是理科学士的录取几乎不看语言成绩，所以他可以愉快地把精力放在更擅长的数学和科学上。他已经很久没有犯这个毛病，他以为自己已经好了。
他看不到自己的脸，所以不知道他看起来像什么。直到后来去上海任教的时候，他才见到了自己当年的样子。很多张那样的脸：敏感的，局促的，恐惧的脸，特别是来自于那些外地的、拿着奖学金来的、穿着朴素的长袍的学生。不敢开口说英语，不知道怎么跟家境优渥的同学相处，诚惶诚恐，害怕引人注意，总是结结巴巴，总是在道歉。看到那些脸时他总是感到难过，不仅仅是为他们，也是为他自己。因为他们让他明白了一个人被欺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他当年那么窘迫，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他在被欺负。一个被欺负的人是有权感到窘迫的，但当时他所做却的是瞧不起自己。
他感到抱歉，感到丢人，像是被钉在了椅子上一般动弹不得。很多人忍不住大笑。那是自然而然的笑，因为这确实很像出喜剧，像个马戏团的场面。如果他在那里，出丑的不是他，他恐怕也会是那些嘲笑者中的一员。经理脸上的表情缓和下来，混杂着厌烦与怜悯。
“我想你们走错地方了，”他听见经理说。“我们一般不招最后拿的不是B.A.的人。”
多么委婉的说辞，几乎令他涌起对经理的感谢之情了。这些拿文科学士学位的绅士们，熟悉拉丁文与希腊文，会写诗歌与戏剧，将来会进入法学院。而他非常清楚自己腼腆、敏感，没见过世面，从来不是，也不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就在他准备起身离开时，他忽然听见罗伊的声音。
“B.A.是什么玩意儿？”那人挑衅地问。那是故意的，他们当然都知道那是指文科学士。“‘该死的蠢货’ (Bloody Ass) 的缩写吗？”
米尔斯医生叫他内特。内特非常合适，特别是对于同事而言。亲切，友好，不会过于亲昵，也不会显得见外。医生今天没戴他的可拆卸小圆领，也没打领带，看上去自在多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小镇，白色墙壁的墙根处长着青苔，往上颜色由深转淡，仿佛是有人拿分叉的笔刷，蘸着墨绿色颜料，从下往上画上去的。出门没多久，他们就被一群小孩围住。他对此并不意外，就像他知道昨天那些爬树的捣蛋鬼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他们是专门来看“外国魔鬼”的。
不过他毕竟在中国待过一年多，已经习惯了走到哪都被人盯着看。虽然他依旧会为此感到困扰，但这次他有备而来。他打开手提包，取出一个纸盒，给他们分发金币巧克力。那是去年圣诞节在南京路上买的进口美国货，他以前其实也没有见过。不过这应该能讨好孩子们。很多人远远跳开了，但还是有几个胆子大的接了过来。
“阿比盖尔！”米尔斯忽然说，告诉他面前的这个女孩就是弗吉尼亚的玩伴。而他也认出了她就是昨天从树上掉下来的那个女孩。她留着一撮刘海，一条长长的发辫用红绳系在脑后。她没说话，拿了金币巧克力就跑开了。
几名士兵站在城门洞里，其中一个拿着一杆烟枪在抽，其他几个或蹲或立，把来复枪靠立成一圈，像印第安人搭的篝火。他们认出了米尔斯，但他们不认识内森。这个新来的外国人勾起了他们的好奇心，所以他们肆无忌惮地盯着他的脸看。他尽量不去在意他们的凝视，但从他们的表情来看，士兵们似乎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物。他猜他们谈论的是他脸上的雀斑。在上海的时候，人们就是这么说的。内特尔顿先生，您很年轻，但是脸上有很多斑。他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因为在此之前，他很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也有可能是在谈论他手背上的毛发过于旺盛。
有一点小麻烦，米尔斯告诉他。原来这些士兵不允许他们通行，因为这一带被他们的长官封锁了起来，对进出的人实行管控。但也许并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他们中的一个正在回去请示他们的长官，很快就会有一个答复。他摸了摸马甲里塞着的那本护照，希望用不着把它拿出来。太阳升起来后，晨雾渐渐消散。蚊蚋低飞，悬浮在长满杂草的荒地上。圆面包一样硕大的牛粪到处都是，几乎没有容人下脚的地方，目所能及处都是苍蝇。不远处有一群水牛，身上爬满数以百计的牛虻，在它们的栖息地上方持续地形成一片嗡嗡作响的雾团。他忍不住想，在这样的地方是很难不得霍乱或者疟疾的。
那个去禀报的士兵过了很久才回来，跟着他过来的是一个没有见过的年轻军官。那人和他握过手，米尔斯告诉他那人姓黄，是军营里的副官。军官眼睛细长，脸形很窄，让他想起中国古董画里的前清官员。军官和米尔斯寒暄了几句，看起来彼此都很熟悉。很快，他们就获得了通行许可，但带有附加条件：黄副官要求四个士兵和他们同行，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因为通行道路上可能有遭遇匪徒的危险。
四个骑马的士兵很快就被派遣了过来，而米尔斯和他的坐骑——他很快就注意到了，赶车的人在路口等他们——是一辆骡子拉的车。车夫拿着一杆鱼竿一样的鞭子，骡子正跪在地上休息。
“如你所见，”米尔斯说。“这就是我们的凯迪拉克。”’
他们笑了。“你不坐轿子吗？”他问。
“好问题。我习惯了走路，所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轿子太显眼了。你需要吗？”
“不，”他说，一方面是他也习惯了走路，另一方面是他总觉得过意不去，因为他虽然偏瘦，但是相比东方人依然要高大不少。他知道自己挺沉。
米尔斯告诉他，六个墨西哥银元可以包下来十个月的半天使用权。他决定要了。成交。他掏出钱包，开始翻找银币。在中国，钱币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几乎每个省份流通的货币都不相同，虽然它们大部分是银本位的。换汇更是噩梦，而且那几年美元的汇率一直在跌。教会考虑到了这一点，将给他们的津贴上调了一些，不过也仅能勉强维持生活所需。他找到了几枚墨西哥银元，车夫很满意地表示这就是他要的“鹰洋”。
他本希望能够在去年年底就亲自来看一趟这块试验田——这块花费了他绝大部分资金的4英亩土地，但是因为政局动荡，他一直没法拿到进入内陆的通行证。身为一个外国人，他发现自己对此深感沮丧。不过他的中国同事们就不一样。这个国家从他们记事以来就一直在打仗，所以他们有很多生活的经验。例如，收到了开战的风声，就收拾东西躲到租界里去；等到事态平息，再搬回家住。他们似乎相当淡定，很清楚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在不确定性中灵活穿梭，就像针线从平纹布里找到出入的缝隙。他还记得年初的时候，梅带他去找某个部门，办前往内陆的通行证。到办事的地点一看，只有几个人坐着聊天，喝茶，嗑炒熟的葵花籽。你们的头儿呢？他让梅替他问。
“跑了。”一个中国人平静地嗑着瓜子说。
因为听说北方的军阀要来，一些担心自己与政治牵连太深的人便离开了上海。最后是梅通过他父亲的关系，设法给他找了几个“能说上话”的大人物，才给他盖了那两枚宝贵的印章。
米尔斯在摇晃的骡车上拿出一张纸，上面按了红色的指纹。那是一份和本地人签的契约。“张牧师帮了很大的忙，”医生说。“他们只允许租赁，不能转让。买卖土地在这里是件很棘手的事。幸运的是我们并不需要在上面建房子，这能让事情看起来不那么——不那么可疑。”
他接过那份田契。上面是墨水写的毛笔字，他看不懂。米尔斯和张牧师的确在他无法亲自挑选试验田时帮了他很大的忙。那时他从上海给他们发了一份电报，请他们帮他找一块“普通土壤。”他本来想说“在酸碱度和黏度上较为平均的土壤”，但又想到这个要求似乎过于死板。
“请帮我找一块租金适中的、近年内没有种植过棉花的地。”他写道。如果租金适中，土地大概不会过于贫瘠或肥沃。
而且他缺钱。他现在手里只有剩下来的那一点中华纱业联合会的资金，而它们都是罗威尔从别的学校那里抢来的。据说为了给联合会前来考察的专员们留下深刻印象，罗威尔监督圣约瑟的大一新生们擦了一个晚上的标本室。争取资金的时候要不择手段，脾气暴躁的生物科主任告诉他。有一些中国人办的大学也在竞标。为了把他们挤下去，罗威尔动用了他在上海的所有关系：领馆的人，驻华商业公司代表，教会的高层，促使联合会相信只有“美国开办的学校”才有条件开展改良棉种的实验，因为美国的技术是最好的。罗威尔告诉他，一定要学会如何推销自己的研究，不要避讳使用诸如“伟大”之类的词。伟大。最伟大的项目，一种新的棉花，将挽救一个百万美元的产业。极度萧条的华东纺织业正等待被拯救。
“我想这些剩余的资金也够用了，”他违心地告诉米尔斯。“本来圣约瑟想让我带薪休假，但那样只能拿一半薪水。所以我现在拿的还是全额薪水，加上剩下来的资金——我想，呃，我想应该足够了。”
“你自己的津贴，”米尔斯看上去难以置信，“你把你自己的津贴都搭到这里面去了？”
“对。”
所以我没钱把上海的佣人带下来了。不过他没说。
过了一会儿，米尔斯问，“现在圣约瑟谁在管财政？”
“主要是约翰·福德姆。”他说。“他是文理学院的院长。”
米尔斯撇了撇嘴。
“你也不喜欢他？”他直言不讳道。
米尔斯对这个问题有点措手不及。“好吧，你知道，他有一点那种’哈佛态度’。”米尔斯尽量说得很谨慎。“觉得自己很优越，虽然他确实也是个非常能干的人，”
他觉得米尔斯对在中国的美国人圈子也未免太了如指掌了一点。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小的圈子。米尔斯告诉他，圣约瑟几乎是哈佛毕业生的势力范围，作为一个康奈尔人，他其实更适合去南京。哥伦比亚的人在华北更活跃。至于耶鲁——“他们在长沙推销耶鲁，很成功。你听说过雅礼吗？”
“他迟早要当校长的，”米尔斯又说回了福德姆。“如果中国人没意见的话。不过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有意见了。整个教会学校的领导层都是美国人，他们在试图改变这种情况。”
“那也不是坏事，不是吗？”
他猜自己的观点有点过激了，因为米尔斯对此不置可否。
罗威尔知道他们有竞争对手，他们不是唯一想要在这场百万美元竞赛中拔得头筹的人。自从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一种改进棉花的巨大热情中。纺织业是现代文明的旗舰，而棉花就是燃料。绝大多数中国本土棉花纤维粗短，只能纺20支以下的粗纱，所制成的棉布无法在市场上与进口棉布竞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两种美国品种，“阿卡拉”和“特雷斯”被寄予厚望。数以吨计的种子从美国大量进口，但在种植几季后，出现了全面退化，产量与品质皆有向下趋势。原因是与本土棉花混种导致的杂交。棉花异花授粉，容易杂交，这些与本土棉花杂交的美棉后代纤维粗短不齐，光泽及拉力甚至不如本土品种。
除此之外，雨水也令棉田实验者们头疼。“当你掰开棉铃的时候，”罗威尔告诉他。“你会看见那些可怕的绿色的棉籽。我们曾经以为那是因为杂交，但这一代的亲代一直是黑色，而绿色是隐形性状，所以不可能是发生了杂交。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水分。水分过多了。”
纤维长短与降水和土壤湿度有关，缺水是导致纤维偏短的主因。然而过多的雨水又使得美国品种霉烂——与本土品种不同，它们的大叶片和向上的花铃无法抵御沿海漫长的雨季。除此之外，本土品种成熟期更早，产量相对更大，抗病虫害的能力更强。因此，当圣约瑟生物科发现了长纤维的本土棉花良种后，改进华棉成为了比引进美棉更有希望的方向。
不过当他告诉福德姆，他们并不是在移植美国的棉种，而是试图培育一种中国本土的棉花的时候，文理学院院长很惊讶。“哦？可我听说美国的品种要更优越一些。”
他告诉福德姆，美国品种几乎无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大面积退化。“而且，”他补充道。“虽然美国品种的表现更强，但也要考虑土地肥力的差异。美国南方绝大多数棉花地的耕作时间不超过两百年，而中国种植棉花的土地已经被耕作了至少一千年。”
福德姆似乎没有被说服。“我希望你们可以展现出我们的优势，体现出我们的文明可以向东方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福德姆没有明说，但他知道那人所指的是什么。如果放弃引进美国品种，那就意味着不会有每年十吨的棉种出口，而这很难说不是一种损失。约翰·西尔多·福德姆长得非常标致，步入中年的美男子，哈佛的文学学士，耶鲁的法学院毕业生，还读了一个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硕士。他把美国和他自己的前途放在第一位；如果将来他没有被提名为驻华大使，那么总统就不称职。按照罗威尔的话说，如果华盛顿要求福德姆帮什么汤森农具公司开拓海外市场，这位文理学院院长就会强迫生物科向中国农夫推销拖拉机，“而且根本不管他们用不用得上。”
我们在一场名叫文明的奇怪的游戏里，在一封给罗伊的信里，内森沮丧地写道。我们就像在派对上迟到的人，急不可耐地向东方人说，嘿，别理那个德国人或者英国人，看看我们，我们才是最好的。我只想做一个技术人员，但我现在发现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他向福德姆解释了为什么引进美棉已告失败，但后者没有善罢甘休。“你们能不能控制它们不和本土棉花杂交？”
他告诉福德姆他们不能控制本土化。
“那么这种杂交呢——有计划的杂交，兼有两者的长处？”
“不能。”
“你们试过吗？”
他觉得愤慨。为什么对专业问题一窍不通的人总是身居要职？“就像我已经说过了的，杂交只能产生退化的后代。美国品种有二十六对染色体，而中国品种只有十三对。”
“你不能违背遗传规律，”他最后告诉福德姆。“你不能违背科学。”
那人蓝灰色的眼睛注视着他，不发一言。
后来他想，那或许就是圣约瑟收走他们的试验田，迫使他们停止试验的前奏。
中国苦力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大多蹲在地上。和其他外国人一样，他习惯于把所有中国劳工都叫做苦力，虽然这片田里的苦力，和在上海租界里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显然不是同一类人。他看了一眼，然后把米尔斯拉到一边。
“弗兰克，”他指着一个男孩说。 “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岁。”
米尔斯拿着烟斗。“我猜清除杂草也不需要什么太大的力气？”
他叹了口气。所幸这片平坦的土地令他满意。比4英亩要再稍大一些，大部都能用作试验地。他粗略测算了一下，可以在周围设三行保护行，种对照组的本地棉种，以防有人摘取棉铃，或者乡间牛羊践踏。一个试验区正好一英亩，不过依然得求因子数。重复三次，一共四个试验区，以降低误差。如果条件允许，应该重复十次的。不过也有人认为扩大试验区意义不大，虽然可以减少试验误差，但也减低了试验效率。
米尔斯看到他的装备只有铅笔，记事板，还有一盘施泰力牌钢卷尺，有些疑惑。“就这些了吗？”
他很快意识到了米尔斯在期待的是什么。更“先进”的技术，例如农药之类的。他告诉米尔斯，他不打算用任何“先进”的技术，因为实验的重点就在于尽可能模拟中国农民可能采取的种植方法。“我们可以用农药，但是这样就会增加成本。这其实是个经济学的问题，弗兰克。的确，我们可以选出最优异的品种来。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种植的条件过于讲究，那么成本就会太高。”
米尔斯点头表示了然。他又告诉米尔斯，这些是已经在上海试验田里定型的改良中国棉种，他想要看的是它们在本地的表现。阎县的气候土壤比较具有代表性，如果它们的表现良好，也许下一年就能推广大面积种植。如果这一带的原有品种能逐渐被全部取代，转为种植单一品种，那么也许就不会再出现杂交导致的退化。
在测量完成后，他把雇工们都叫了过来，让米尔斯给他翻译。
“我只有一个原则，”他说。“那就是必须按照进度完成工作。我会把这里划分成四个试验区，在每一个区里，会交替种植试验的棉花，和对照的棉花。”
他半跪下来，用手在地上比划示意。“比如说，从这边起，第一株，是试验品，接下来第二株是对照，第三株和第四株：试验品。第五株：对照……以此类推。为了减小误差，我们必须要保证对每个区的处理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要除草，那么对四个区的除草工作必须都在今天之内完成，不能拖延。这么说清楚吗？”
雇工们沉默着点头。他看着他们的脸，心里并没有把握。
回到镇上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背上已经热出汗来。吃过中午饭（一些昨晚剩下的土豆泥和肉汁）后，他在房里打算换衣服，一边想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浸泡种子，整地，监测温度和湿度。这时他听见外头有响动。他通过敞开的窗户往下望，看见两个士兵站在米尔斯家门口。他正准备下楼梯，米尔斯就上来找他了。
他被告知晏营长需要见他，马上。
还不到一天，他和晏又再次见面了。这个军官和昨天一样，穿着一种灰色制服，领子上缀有红色领章，在下巴底下扣得紧紧的。肩章上面有两道金黄色条纹，一枚五角星，以显示他的军衔。军帽下是一张微微小麦色的脸，鼻梁高挺，在他见过的中国人里称得上英俊。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军官也长着一对深褐色的眼珠，笼罩在帽檐投下的阴影里。他想起了过踝靴上的黑色鞋纽扣。
仔细地打量过了军官后，他似乎明白了为什么米尔斯会说“我不喜欢晏这个人。”军官的背挺得很直，带着一种轻慢的态度，眼里透着精明。他见识过不少野心勃勃的面孔，所以他能认得出那种眼神。当然，他是没法单独和军官交流的，军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把米尔斯也召过来了。根据他有限的中文，他听到了军官管米尔斯叫“老米”。
至于军官说的其他的话，他连蒙带猜听懂了一点——很奇怪，这个军官的口音和南方人不一样，似乎是一种走了调的官话——不过他倒希望自己听错了。
米尔斯告诉他，晏不允许他再到那片试验田上去。
“为什么？”
“他说他要在这里打仗。”
他觉得这简直是蛮横无礼。
晏向他们展开了一张地图，用钢笔手绘的。右上方画了一个十字，用“N”标示了北方。晏告诉他们，他的那块试验地在布防之外，如果他要往返那里，他就会有遭遇黄衣会的风险。所以他只能待在镇上。
但事实上，那是一条很多人通行的大路，离黄衣会的据点很远，从来没听说过有土匪在那里活动。他试图说服晏不要彻底限制他的行动。他手脚并用地解释道：那是一条大路，所有人每天都在经过。如果晏少校认为那条路的风险有那么高，那他就应该禁止所有人通行，而不是他一个外国人。
“我可以减少频率，”他争辩道。“我——我可以接受护送，就像今天一样，完全没有问题。弗兰克，请告诉他我愿意商量条件，但他不能就这样限制我的活动。我看不出有什么这样做的必要。”
争辩没有用，军官很强硬。如果外国人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出了任何差池，那人说，过失都得由他承担。他看到米尔斯在和军官说着什么，不过气氛并不僵硬，就像普通的聊天一样，他们似乎还开了玩笑。但最终米尔斯摇着头，看向他。
“他说‘任何其他地方’，”医生告诉他。“只要不在这里，他管不着你在上海，或者其他地方做什么。”
军官这时又插了几句。“他指的是我，”米尔斯很快解释道。“因为我很少需要离开镇子，我的诊所就在这里。”
“见鬼，”他对米尔斯说。“见鬼，弗兰克，合同是合法的，试验是合法的，我是受上海的协会委托的——”
这时忽然有个卫兵进来，跟他们说了几句。有个病人癫痫发作，米尔斯得马上去诊所一趟。他疲倦地叹了口气，摸着额头，告诉医生他会在这个地方等他回来。他今天必须解决这桩事。
“镇定点，”米尔斯匆忙对他说。“你知道在这个地方，一切都会有转机的，就像你的那份通行证一样……”
“当然，”他唇干舌燥地回道。
“我相信你不是冲动的人，内特，别跟他起冲突。”米尔斯劝道。“他不好惹。”
他没有回话，看了一眼军官。那人因为被排除在了美国人的对话之外，显得有些茫然，像个迟到了站在门口的，等候老师发落的七年级学生。
“我们可以发电报给一些人，”他对米尔斯说。“我可能得找梅再帮帮我。”
米尔斯一离开，房间里就只剩下了他和军官。一开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气氛尴尬得令人难以忍受。然后军官就往门口走去，呼唤他的警卫兵。他原本以为军官要采取什么行动，但当门口站岗的警卫兵应了一声后，军官瞬间松了口气，仿佛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于是他意识到这个中国男人和他一样，感到不自在。军官站在门口，和士兵聊起了天，而米尔斯依旧没有回来。他只好坐在那里，把昨天没来得及细看的陈设都研究了一遍。这是一栋宅子的中堂，天花板挑得很高，横梁裸露在外，让人想起北欧人的木屋。木制窗格上蒙着纸，被戳了许多孔，破破烂烂的。他想起很多奢靡衰败的东方意象，例如陈旧的深红绸缎上布满蛛网，或者毫无必要地用白玉装饰的珐琅釉鸟笼，又或者表面覆着污垢的彩绘妆奁。以前这里似乎是有地毯的，因为中间的地砖颜色格外浅一些。屋里悬挂着两副对联，正中央是一块木质横匾，已经开裂，下方是一张五金已经脱落的中式桌子，抽屉上画着一些不甚高明的兰花。出于直觉，他猜这里曾经被洗劫过。
军官不知何时停下了和士兵的交谈，看了他一眼。他们的视线交汇，然后他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决定先打破沉默。
“晏少校，”他用英语说。当然，他也没有任何用中文跟他对话的打算。
那人有些吃惊地看着他，没有应声。但他猜他应该知道自己在叫他，因为那人点了点头，发出了一声“嗯”。这算是他们第一次交谈。
开口是最难的一步，但接下来的就容易多了。他开始对晏解释，虽然知道这只是徒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试验，”他放慢语速，几乎一字一顿地说。和很多美国人一样，当他不确定一个外国人是否听得懂自己说的话时，他下意识的举动就是，说得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声音大得仿佛在训斥。“如果我们能培育出一种优质的、又容易种植的棉花，它将能给本地带来一年数千美元的收入。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一笔很可观的税收。我非常尊敬你的工作，我认为你给我们提供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我如果我被限制在这个镇上，我就没有办法完成我的工作，而我是受到委托的。”
完全是浪费时间，他知道。他之所以在说这些话，仅仅是因为他忍受不了沉默。“也就是说，你不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他做出最后总结。“事实上，当我签下这份土地合同的时候，你甚至还没有来到这个地方。”
军官不明白他说的任何一个字，微张着嘴，局促，茫然，又好像有点被惹恼了。他从晏皱着的眉间感受到了军官想要表达的意思——这里不是你的地盘。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从马甲口袋里拿出那张通行证，展开，用手抓着上面边沿，将中文的那一面举到军官面前。
“读它。”他说，用的依旧是英文。
出乎他的意料，军官脸上显现出一种尴尬的神情。那双黑眼睛扫了一眼那张纸，又迅速看向他。也许是因为紧张，又也许是因为愤怒，当晏看着他的时候，他竟然感觉到一阵颤粟窜上脊背。他面前的是一副具有男性气概的躯体，健康而紧实，虽然比他矮一点，但正对着他站在那里，几乎可以把身后的光线整个遮住。这人昨天也是这样站在这里，眯着眼审视他的脸。他还没忘记那种不快。
军官伸出两只手，谨慎地将通行证上下调转过来。
他这才知道自己拿倒了。
他很快回过神来，直接把通行证递了过去。“读。”他说，这次更像是命令。他等着，脸颊不知不觉地开始发热。他基本上读不懂上面的字，除了他的中文名。但他知道里面肯定有某个字眼，某道命令，来自于某位远在千里之外的高级官僚，能够威慑这位年轻的中国北方的军官。如果威慑不能来自金发与淡蓝色的眼睛——就像在租界的黄包车上，或有着外国人专座的电车上一样，那么至少它能来自那两枚朱红色的、铁艺花纹一样的印章。这个专横无理的军官，他的长官是谁？他几乎可以想象，如果一位“更高级别”的人物出面，这个年轻男人的脸上一定会出现谄媚的笑容。这人还没有刁难他的资格——只要他想，他可以让他很快地明白这一点。但他没有。因为他想表现得亲切一点，因为他是一个体面人。
军官把通行证递还给他，看着他，没有说话，但他知道自己赢了。他把那张纸接过来，折好，塞回马甲口袋里。但也有代价。不需要照镜子，他都知道自己的脸通红，从耳后根，到颧骨，到脖子，一直蔓延到领子里去。他向军官挤出了一个笑，希望自己看上去还算友善。
“O.K.？”他试探地问，竖起大拇指。
军官点头，然后看着他说了句什么。
根据他有限的中文知识，他觉得那人说的是操你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