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底俄罗斯发生宪政危机，叶利钦强行解散议会，几乎要演变成内战；1994年政府颁布了新的经济改革方案，但经济仍然不见起色。伊万明知俄罗斯的情况在一天天恶化，他不能把娜塔莎一个人留在这里。
伊万与中国的实验室保持联系，期间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去过几次哈尔滨。伊万曾经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待过两年，过去的友谊仍旧没有被遗忘。一位旧识现在是系主任，他真诚地邀请伊万来他们学校工作。
伊万告诉娜塔莎，去中国就不用担心吃不上饭了。每次他去中国总会带些东西回来，最常带的是方便面，和其他零碎满满地塞一整个皮箱，回来还能换别的东西。
渐渐地娜塔莎也有些动心。她犹豫许久，最终向伊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说：“那你不要去上海。”
伊万答应了，于是他们在1994年底一起来到中国。
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并没让他们觉得离家太远。这座由俄罗斯人奠基的城市仍然保留许多俄式建筑，尤其是中央大街，常在不经意间给他们带来家乡的气息。
最大的不便是语言不通。和过去不一样，现在中国的学生都不学俄语了，英语才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外语。伊万英语还行，但他和他的中国学生口语都算不上很好，有时候因为口音问题重复几遍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不得不拿纸把单词写下来。
既然有这样的困难，伊万原本也很愿意学中文，他便开始学了。他的学生中不少也会把俄语课作为二外，实验室里中英俄三种语言混着用，交流还算顺畅。
娜塔莎一开始不想学中文，但语言不通总是诸多不便。她想将来能不能开个诊所，便也开始学了——当然后来她意识到她的医师执照在中国用不了，这是后话。但自从能简单地用中文交流之后，她便与邻居熟悉了起来，经常相约晨练、逛街，也不觉得无聊了。
鸡飞狗跳的一两年后，他们都逐渐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伊万重新得到研究经费，实验室的工作步入正轨。娜塔莎认识了许多中国朋友，其中还有本地的俄罗斯族人，现在中文说得比伊万还好。朋友们知道娜塔莎原来是医生，要是身体有点小毛病都会来问她。娜塔莎总是乐于帮忙，很高兴自己多年的医术还用得上。
和在莫斯科时一样，他们仍然时常为琐事而争吵，但这不就是生活本来的面貌吗？
伊万并非从没想过要去上海，但每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他总是同时感到希望和畏惧。当他学会中文里“近乡情怯”这个词语时，他觉得这再贴切不过了。尽管上海并不是他的故乡，心情却完全是相通的。
他的内心仍在追问当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王耀要对他如此决绝。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去探究。也许他从来都没弄明白真正的王耀是怎么样的，即使找到王耀，也许他最终得到的只有嘲笑和不屑。他的愚蠢和痴心让他念念不忘，他咎由自取，这是再好不过的嘲笑他的理由。他害怕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他连那个美好的影子都要失去了。
他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上海，但机缘巧合还是把他再次带到了这里。他在1998年受邀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原本是在东南大学，但由于一系列协调上的问题，临时改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不便临时推拒，他还是来了。
五月初并不是来上海的好时候，一连打了几个喷嚏之后伊万才意识到这一点。上海以法国梧桐的细绒欢迎了他，简而言之他花粉过敏了。尽管伊万在哈尔滨也每年都过敏，但北方的花粉季和春天一样姗姗来迟，他要到五月底才需全副武装。
缺乏准备让他的上海之行一开始便遭遇了滑铁卢，却也成了他和崔筱熟悉起来的第一个契机。
崔筱是系学生会组织部的副部长，研讨会的主要召集人又正好是她的导师，她自然忙前忙后出力许多。得知伊万花粉过敏后，她当天下午就去买了抗敏药和口罩，又向实验室要了一副护目镜，一并给伊万送来。平时开会都在室内，只要路上做好防护就没问题。
抗敏药简直是救了伊万一命，他对此万分感激。直到崔筱离开，他才注意到崔筱拿来的白色布袋。等他看清上面印着蓝色徽标和公司名，他像是遭了雷一般定在那里动弹不得——江南造船，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时隔三十八年又这样生动地出现在他面前。
伊万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呆呆地看着。他伸手抚摸袋子上的徽标——从前是没有这个徽标的，厂名好像也长得不一样了…对了，那时候用的是繁体字。但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们的造船厂。
阳光慢慢变成艳红色，然后隐没到地平线下，但伊万只是坐在那里。像是一封三十八年前寄出的信件颠沛流离终于送到了目的地，所有以为忘记却从来没能真正忘记的事情漫上他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