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的时候母亲来找她，春燕忐忑地回了家。晚饭有点尴尬，父母都一句话不说，哥哥也不在饭桌上。书房门还关着，她犹豫着问了一句：“哥哥呢？”父亲重重哼了一声，母亲头也没抬，淡淡地说：“哥哥今天不回来了。”王春燕也就不敢再说话了。
第二天王春燕也没见到王耀，直到第三天下午才见到他。他脸色惨白脸上还有伤，一个人坐在客厅发呆。见春燕过来，他笑了笑像从前一样想摸她的头，春燕本能地闪开了，用一种充满怀疑的眼神看着王耀，活像看一个阶级敌人。王耀愣了愣，尴尬地笑了笑，僵硬地把手收了回来。
那之后王春燕很少见到王耀。王耀几乎不回家了，这倒让她松了一口气。她觉得王耀不正常，那个时候他们甚至没有同性恋这个概念，只知道这是最肮脏下流的一群人。她不敢相信从小照顾自己的哥哥是这样的人，也没想到受人尊敬的大哥哥也是这样的人。她无法接受这件事，对王耀的态度也从喜爱变成了鄙夷，以后偶尔的几次见面也没给过他好脸色。
再后来到了十年文革。王氏夫妇家里原本都是大地主，父亲曾经去英国留过学，春燕还有个叔叔在台湾、有个舅舅在法国，要不是父亲有远见，解放前早早把家里的地卖了，可能解放初就被处决了。他们家毫无疑问是黑五类，而任勇洙是红五类。任勇洙是遗腹子，他的父亲是工人出身的革命军人，死在渡江战役中，倒在了新中国的大门前。柳寡妇一直受照顾，这也是为什么柳寡妇一个无所专长的文员能住在厂领导的宿舍区里和他们家成了邻居。
小时候王春燕不懂这些，成天对着任勇洙一副小霸王的蛮横样，任勇洙倒也乖巧，对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上了初中她就开始感受到这其中的差别了，同学中有人看不起她，有人在背后说她，出身好的人都不愿意和她当朋友。只有任勇洙还带她玩，有什么事也护着她。其实春燕心里也委屈，自己思想上根正苗红，凭什么因为出身问题就被人这么看不起？
1966年的时候王春燕正好初三。五月文革爆发，清华附中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很快就形成了席卷全国校园的浪潮。春燕所在的中学也很快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学校完全瘫痪了，任勇洙成了红卫兵组织里的一个头头，带着一群人把校领导抓出来批斗。春燕在下面看觉得他威风八面，心里羡慕得紧，她也想当红卫兵。
她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偷偷去问任勇洙她能不能也参加。“当然可以！”任勇洙拉着她，眼睛亮闪闪的，“只要你和你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你就是我们的人了。”从此王春燕就戴着红卫兵袖章和大家一起搞革命去了。为了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王春燕就住在学校里，再没回过家。
王修平听说了她不回家在外面做什么，到学校来找过她一次想带她回去。那个时候王春燕正和任勇洙在说话，看到爹来了心里害怕，赶紧就想跑。任勇洙拉着她让她别怕，上去一脚把王修平踹开，说：“你个反动知识分子，找燕子干什么？”这一脚很重，王修平五十多岁的人又是长久不干重体力活的，捂着肚子跪在地上直冒冷汗，一句话说不出来。旁边几个红卫兵听到声音都看过来。
王春燕看父亲痛苦的样子，有点害怕地拉着任勇洙说：“不用打这么重的！”任勇洙想了想，递根棍子给她，说：“你打他两下。”
王春燕没真打过人，拿着棍子不知如何是好，一低头正对上王修平的眼睛。王修平因为腹部的疼痛眉毛皱成一团，眼睛死死盯着王春燕，王春燕心虚得手都在抖。任勇洙看她下不了手，凑过来着急地说：“大小姐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不是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吗？实在下不了手你做个样子踹他两脚也行啊。”王春燕用力握着棍子，心一横闭着眼睛往王修平背上狠力踹了几脚，吼着让他快滚。
当天晚上王春燕偷偷躲在外面哭，一方面是后怕，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下不去手说明革命意志不坚定。任勇洙怕春燕为了白天的事不理他了，跑出来到处找，看她在哭慌忙问她是怎么了？王春燕抽抽搭搭地说：“我…我觉得…我的革命意志…不坚定…”任勇洙在她旁边坐下来，叹了口气，摸摸她的头，说：“不会的，你不是才刚来吗？你和你的家庭决裂已经很勇敢了。这都有个过程，等过段时间就好了。”任勇洙说的是对的，打得多了人也就麻木了，没必要把这些黑类当人看。
她在那段疯狂岁月里见过王耀一次，是在批斗会上。八月底他们冲到所附属的大学里面去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就有俄文系的系主任严教授。王春燕对他有些印象，记得他来过家里几次，但他是个特别硬的硬骨头，不管怎么打他都死撑着不肯承认错误。他们提来一桶秽物把严教授的头反复摁到里面，严教授默默流着眼泪还是什么都不说，于是他们打算把整桶东西都倒在严教授身上。
这个时候王耀冲上来了，抢过木桶一把摔到旁边，洒出来的屎尿溅到了好几个红卫兵的脸上身上，其中就有任勇洙。焦点一下变成了王耀，几个人冲过来把他按倒在地上，任勇洙过来揪着他的头发啐了一口，骂道：“王八蛋你是个什么东西！”然后站起来边走边大声说，“大家听好了，这个人是流氓鸡奸犯！是他妈的屁精！”又过来拽着头发强迫王耀抬起头来，“你们看看他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样子！”
人群里面议论纷纷，王耀马上变成了批斗的中心。他们用皮带、棍棒殴打他，把他的衣服全扒下来，最后推在那堆粪便里，不断抽他让他在里面打滚。王春燕在旁边看着，不能说她心里没有一点不忍，但说实在的她觉得王耀受到这样的对待是他应得的，犯了错误就该被打倒。
九月初王春燕和任勇洙一起去北京大串联，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毛主席。广场上人山人海，每个人都举一本小红本。王春燕个子矮看不到，任勇洙就把她抱起来让她看，王春燕别提多开心了！
回来之后他们还参与了对黑五类的抄家，王家被抄的时候王春燕也去了，值钱的东西都拿走，反动书籍之类的东西全一把火烧了。王修平和杨怀琴哆哆嗦嗦不敢说话，春燕觉得她这是彻底和她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了。
他们从头到尾参加了这场革命里大大小小无数场运动，亲眼看到革命战友在武斗里被打死，也为再造新天地抛头颅洒热血，直到1968年12月的时候，他们一齐走向了广阔天地。王春燕和任勇洙一起去了云南，他们都是自愿去的，真正是“满怀豪情下农村”。他们去的时候都是满腔热血，但之后十年让他们的血彻底凉了。
王春燕家庭成分高从小没吃过什么苦，去之前想不到在农村这么苦，很快就受不了想回上海，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让她苦不堪言。他们生产队的大队长想占春燕便宜，春燕反抗后就被恶意指派到了最苦的小队里，在大夏天往返十里路去最偏远的林子里割橡胶。伏天里光是走过去就够苦了，割了橡胶之后还要慢慢挑回来。她绝望极了，有时候在半路实在太累了，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就想着要不然从了算了。
但没几天任勇洙就和春燕队里的人换了来和她一起，挑橡胶回来的时候多帮她挑，一路上又陪她说话，让她千万不要放弃。这期间大队长找由头把任勇洙吊起来打了一次，他仍然不妥协。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天也凉了，大队长看他们两个实在刺头也就算了。
1970年春节任勇洙回家过年，王春燕却因为和父母闹翻了有家不能回，她心里酸酸的，突然不知道自己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1971年任勇洙从上海回来的时候给她带来一个消息，说王氏夫妇都死了，都是一打三反时期自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