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伊万再没来找过王耀，但也没有刻意回避。比如说元旦晚会和春节聚餐的时候碰到了，伊万也会和他打招呼、和他说话。伊万不再刻意叫他“王耀同志”了，就叫他“耀”，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但态度分明和从前完全不同了。
他们也不能说是闹翻了，只是逐渐不怎么来往，就像两个没什么瓜葛的人渐行渐远一样。王耀怎么也想不明白他和伊万的关系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他不希望这样，但伊万似乎刻意与他保持距离，王耀也不是那种能厚着脸皮去搭话的人，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冷了。
这总得有个理由吧？伊万绝对不可能知道间谍案的内情，若是因为王耀贸然辞职也不至于这样。王耀一开始希望能弄明白，但后来渐渐觉得他大概是不会知道了。
王耀只能安慰自己，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得有个明确理由不是吗？也许之前只是因为自己恰好是他的翻译，两人又聊得来，才走得近一些。现在自己不是他的翻译了，也就自然而然疏远了。
过完年王耀就去学校，按严教授的安排教三课时的俄语基础。这种基础大课所有人都要上，分几个不同的时间开课。王耀上其中的四个班，半退休的沈老教授上另两个班。
王耀还是学生的时候当然上过沈教授讲的课，他讲课直接用沈教授的讲义，备课压力倒不大。比较费时间的是改作业。王耀没有教职，为了凑足全职的工时，同时也是这门课的助教，六个班的作业都是他改的。学校离家说远不远说近不近，走路要两个小时，因为没直达的车，搭公交也要一个多小时。他平时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周末才回家。
一旦忙起来时间就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就到了五月。五月底是学校的校庆日，连着周末放假五天。前两天王耀在学校里帮忙组织校庆的活动，后面没事就先回家了。
晚饭的时候父亲回来得有些迟，说是去找伊万讨论问题了，近来伊万最近都在家里，来回路上花了不少时间。王耀才想起来最近是伊万的过敏期，他竟完全忘了。
父亲说起伊万今天说话的时候一直打喷嚏流鼻水。母亲不知道伊万和王耀之间的这些事，关切地问了两句，又说：“小耀你要不去看看伊万吧。你近来都在忙学校的工作，伊万也不过来玩了。”春燕马上附和，鼓着腮帮子说：“大哥哥什么时候来呀，我想吃巧克力…”母亲笑着轻轻打了春燕一下，说：“你就晓得吃。”
父亲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说：“我看还是不要去的好。你现在不是翻译了，避避嫌也好。你去年换了工作，我看也未必不是好事。近来对苏联的态度怪得很，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母亲颦眉，问他：“怎么了？”
王耀一开始也没明白，听到后面才反应过来，问：“爹，你是说列宁同志诞辰时候中央发的那几篇文章？”
四月底列宁诞辰的时候，几份党报都发了相关的评论性文章，拐弯抹角地说苏联搞修正主义。他们在党课上读过，在中苏间算得上言辞激烈了。以前大家传中苏有矛盾，都是“听说”“据说”的猜测，这还是第一次把中苏间的分歧公之于众。
王耀最开始知道中苏间有问题是何裕说的，后来搞清楚了何裕是国民党特务，又是因为伊万他才能无罪释放，他便以为那些说法不过是谣言，读到这几篇文章的时候深受震动。
“是啊…”父亲发起牢骚来，“批评就批评吧，不知道专家局怎么想的，还专门翻译成俄文发给苏联专家，难道想让专家同志们也来批评自己的国家吗？”
王耀想去看看伊万过敏怎么样了。伊万不知道为什么不想理他了，但他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伊万，如果有什么事情能帮上忙肯定要帮。父亲虽不赞同，话也没说死。伊万到底不一样，欠人一条命难道因为政治风向不对就老死不相往来了？王耀自认还是有点良心的。
只是担心都两三个月没见过了，突然拜访太过唐突。吃完饭王耀在房间里心烦地走来走去，刚好瞥到放在书架一角的几本俄语书。伊万也没明说这些书不要了，要不明天去把书还了，顺便去看看伊万？也不至于显得太刻意。
想到周六下午伊万可能要去开党组会，王耀第二天早上挑了个不早不晚的时间，也没和父母说，抱着一摞书往伊万家走。门口的警卫和他相熟，并不为难他，看到他还打招呼说“王翻译，好久没见你来了”。
王耀敲了几下门，他第一次觉得敲门之后等开门的这段时间如此难熬。他确定没听到一点声响，只好忐忑地又敲了几下，同时又觉得自己这小心翼翼的样子挺好笑的，到底在心虚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