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以来的大跃进和反右倾，第一次让他对自己、对党产生了怀疑。但他的怀疑既不够彻底又不够决绝，他不敢也不愿意去想得太深，这种不彻底让他更彷徨了。
想到赵书记在台上哭的样子，还有赵立人惊惶失措的样子。这一切像扎在他心上的尖刺，他睡不着了。
伊万见他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问他怎么回事。王耀告诉伊万昨天赵书记被撤职的事情，还有批判会上一些情况。因为不好说自己对这些事的看法，只推说昨天会开到太迟所以睡得晚了。
伊万听了便皱眉，气呼呼地站起来，说：“耀，你跟我去找刘厂长请个假。反正待在这里也没事干，你干脆回家去睡觉。”
王耀赶紧拉住伊万，说：“请什么假呀？哪能因为这么点小事旷工！”
“那他们为了一点小事开会到那么迟！”伊万带着怒气甩开王耀的手，“厂里现在就是在瞎干。前段时间赵书记好不容易改好了一点，没多久又改回去了，现在还要撤他的职。我们来是为了搞建设，既然发挥不了作用，还不如回苏联！”
王耀脱口而出，问他：“别的专家也会这么想吗？”等说完才反应过来自己问了什么，顿时懊悔不已。
伊万没有多心，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也是也不是吧。其实最近各个单位里不重视我们的情形很普遍，不少同志有些抱怨的话，觉得工作环境远不如前几年了。”他又笑了一下，“不过会这么说也是因为想在中国做出更多贡献，我刚才的话也是。耀，你真的不用回去休息一下吗？…好吧，你说不要那就算了。”伊万坐回来，回忆起过去的事情，怀念地说，“如果还像早几年一样就好了。耀，你那时候还在学校里吧？”
王耀听伊万这么诚恳地说了一大段，越发觉得内心有愧，点了点头没接话，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王耀暗叹何局长对人心的看法老道。苏共内部有规定不能对当地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伊万不是多嘴的人，这种话是绝不会和别人说的。但正因为他信任王耀，谈到相关的话题时，伊万从不刻意避讳。自己方才的问话打探意味如此明显，伊万也没有怀疑，全部坦诚相告。反观自己，他刚才还因为不愿意对赵书记被罢职一事发表看法而撒了个小谎，两相对比更是羞愧。
但最让王耀感到害怕的是自己竟脱口问了出来。什么时候开始，他对这种不光彩的事情都养成习惯了？一开始打探这种事时王耀总是很忐忑，生怕伊万听出其中的探究而生气，或是礼貌地表示他不能谈这些。但几次伊万都没有质疑，他也就渐渐大胆起来，现在竟然习惯成自然。
王耀对这样的变化既鄙夷又害怕。这算是什么呢？伊万愿意和他谈是因为信任他、将他当做朋友。他利用伊万的信任，诱使他违反纪律，这怎么能说得通！他是这样没良心的人吗，要是伊万将来知道了又该怎么办？
他又觉得这么做对不起伊万，也对不起所有苏联来的专家同志。几个月来，从与伊万的交谈中，他只是越发感受到苏联专家们对中国的热情。他们为了帮助中国而来到这里，却平白受到怀疑和监视，更是说不通。
即使非得这么做不可，王耀也感到他自己并没有资格。他在心里同情赵书记，那不就也是右倾分子吗？当他问伊万看法的时候，难道他希望苏联专家们赞成反右倾运动吗？那难道希望他们反对吗？
就比如说伊万今天的话该不该告诉何局长呢？如果原话报给他，不知道上面会怎么理解，但王耀觉得伊万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生产混乱，厂里职工的抱怨他听得也不少，为什么苏联专家们就不能有意见？如果以此为凭据，说苏联专家反对中国的政策，也太荒谬了。
眼见到了八月底，周末何局长又该打电话来了。专家局对翻译的工作情况很少直接过问，只要年末交一份述职报告即可，加上造船厂离市中心远，两人见面比较麻烦。一开始何局长到厂里来过几次，名义上是跟进伊万学习拼音这件事，但也不少长久之计，后来就改成电话联系了。
何局长和王耀约定每两周打一次电话。伊万周六下午要去市里开党组会，一般晚饭后才回来，何局长就在这段时间里打电话到伊万的办公室。
王耀心里矛盾，连着几天坐立难安。其实他早就不想继续向何局长汇报了。
何局长也未必有多高明。他只想到让王耀关心伊万、好让伊万信任他，却忽视了人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两人的关系越亲近、伊万对王耀越是信任，王耀也越不忍心欺骗伊万。之前他为的是自己所做的事情对国家有意义，即使歉疚也还得做；但是一旦开始动摇、开始质疑，他就再难说服自己做下去了。
周六的时候何局长照常来了电话，王耀开门见山地告诉何局长，请他以后不要再为这件事联系自己。他给了两个理由，一是他认为这么做违反国家对苏联专家的一贯政策，对专家很不尊重；二是监视伊万没有意义。伊万年纪轻、没有党内职务，一向又只和家人通信，他的观点代表不了整个专家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