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六月份为止，厂里已经出现了两次严重的生产事故。有一次吊装的时候钢缆断裂，几名生产工人受了重伤，部分船体严重受损；还有一次因为设计缺陷，船体的扶正角计算出错，下水的时候直接侧翻了。除此之外，小的生产事故更是接连不断。
与此同时，上海也渐渐陷入了物资短缺的境况，比如肉就越来越难买到。生产不顺加之物资贫乏，两件事极大地打击了工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但谁也不愿意在生产上落后于其他单位，只能硬撑下去。
穷则思变。七月初正是上下半年交接的时候，马上要开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刘厂长找赵书记商量，委婉地提出是不是在会议上对当前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检讨，并调整之后的工作方式。
赵书记非常赞成，但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不应该在正式会议上当着苏联专家的面搞检讨。他建议在会议之前先把所有除苏联专家之外的与会者召集起来，以小范围党员讨论的形式搞个碰头会统一认识。
刘厂长听了很高兴，连连称赞赵书记有头脑有想法，却不知赵书记心里更有个小算盘。纵然赵书记心里早觉得厂里该改一改了，以他圆滑谨慎的态度，也断然不会来当这个出头鸟。但他消息灵通，从一些渠道得知了中央的最新动向，说正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当前政策做了批评和纠正。
这消息极为可靠，看来不久就要风向大变。连日来他在厂里听到不少抱怨，要是他肯主动站出来提出改革，厂里人一定觉得他有担当有作为；等会议文件公布出来，他又成了第一批转变思路的先进带头人。既对下得人心，又对上讨欢心。
碰头会定在周末，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开到傍晚。父亲回来脸色不太好看，母亲一边把饭菜往桌上摆，一边问怎么了，父亲没好气地说：“周末不让人休息，去听这些人吵架，哪里会有好脸色。”
会上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赵书记的意见是要彻底反思之前工作中左的倾向，还主张在总结会上重新审议第三季度的工作计划，保证计划切实可行。但以生产主管邢主任为首的几个人则强烈反对，认为当前的工作思路不存在问题，实践中遇到困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人们仍然不够主动，多发动群众积极性才是必要的。两边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这个邢主任真是反动至极！”父亲在饭桌上还在生气，“他一个负责管生产的，今天最该批评的就是他。生产事故频出还不是因为他在蛮干？他倒好，一被批评就把责任推给工人，说什么积极性不够。饭都吃不上了有什么积极性！亏他还是工人的儿子，一有了权力就背叛自己的阶级。”
“哎呀，这是做什么，话不好乱说的。”母亲责怪地看父亲一眼，问，“那你是帮着老赵这边的了？”
父亲安慰地冲她笑了笑，说：“这话我也就在家里说说。他们吵他们的，和我没关系。我帮老赵说了几句，不过只谈技术不谈政治，老邢也没话说。”
王耀听了这话很不解，问父亲：“爹刚才不是说邢主任的话反动得很吗，为什么还不能帮赵伯伯说话？”
“你呀…”王修平笑着摇头，“有些人能靠搞政治吃饭，但这碗饭我吃不了，你也吃不了。我不求政治上有什么进步，不犯错就好了。你将来也该这样。”
王耀不置可否，心里觉得父亲胆小怕事，以至于是非都不顾了。
两边最后是怎么达成的妥协王耀不清楚，但周一的正式会议没有出现争吵。从结果来看赵书记的意见占了上风，出乎意料的是邢主任的生产部门没有被要求检讨错误，反而王修平代表技术设计部门作了自我批评，认为是自己部门对苏联专家意见不够重视，导致上半年的工作走了一些弯路。
不管怎么说，伊万和扎伊采夫同志又要忙碌起来了。在随后的两周里，他们对所有在施工和计划施工的项目重新论证，做了不少修改。邢主任在实际生产上也做一些调整，尤其强调了质量监督还有安全生产。
伊万不再像之前那般悠闲了，许多文件资料都要他审看。王耀要把中文材料翻译成俄文就更花时间，那几天时常回家后还在工作。扎伊采夫同志那边也是，紧赶慢赶终于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任务。
重新调整生产计划后，一切似乎都慢慢步入了正轨。可不到一周，赵书记又匆匆忙忙把之前所有的改革都取消，伊万和阿夫杰忙活了半个月的成果也全部被扫进了垃圾堆。
通知没有下发到两位专家这里，最先是扎伊采夫同志在现场视察的时候发现之前修改过的设计没有执行，问了工人才听说他们前一段时间的工作都被推倒了。他气冲冲地来找伊万，问他负责的部分是不是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伊万这才知道。
两位专家一般只在技术问题上提出意见，很少介入厂里的行政事务，这次却是真动了怒。毕竟他们加班加点忙了两周，没两天就全作了废纸。这可不仅是朝令夕改的事了，活像是故意消遣人。他们打算一起去找刘厂长，问清楚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