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车头喷着白烟，停靠在夜色中。他匆忙掐灭烟，喝下最后一口咖啡。手指微微颤抖，杯盘发出小小的碰撞声。他提起手提箱，把那个牛皮纸包裹的框子挟在腋下。挂钟指向晚间10点半。最后一班夜车。他默念道。冷冷清清的站台上，身穿制服的只有列车员而已。
他小心地从口袋里掏出票，和眼前的列车比对着。借着候车室的亮光，只能勉强看清车身的标牌：奥斯坦德。
他上了车，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走，假装无意识地打量每个包厢。快别再这么做，他的理性呐喊道，犹犹豫豫，拖拖拉拉，你会惹人注意的。就在这时，他下定了决心，拉开了某个包厢拉门。
一个偶然降临的社交场合，一对临时结成的旅伴之间，只需眼神交流便够了：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座位有人坐吗；没有，您请便；谢谢。他把手提箱塞到行李架上，然后双手持着牛皮纸包裹的框子，无所适从，看上去在为如何安置这件行李而发愁。手提箱已经足够厚实，几乎占据了座位上方的整个空间。不能让车厢天花板和皮箱盖子合力蹂躏手里的东西，像对待一件旧大衣那样；尽管我们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他显然也舍不得干脆把它立在地板上，靠着门边……他的样子也许已经足够狼狈，以致于对面座位的乘客开口了：
——您不介意的话，可以放在我这边。我没有行李。
可不是吗，对面的行李架空空如也。这位简装旅行的乘客仅在身侧放了个公文包。
——谢谢，您真是太好了。他感激地说，尽量放东西时轻手轻脚、谨小慎微，在胳膊越过旅伴头顶时，他向陌生人一直在读的杂志瞥了一眼，看到了类似“古代历史与文献学档案……”的名字。横梁稳稳地卡住了边角，从此以后，无论是颠簸还是紧急刹车，都不能让刚刚离开他双手的东西跌落在地。这时，汽笛拉响了。列车缓缓开动，站台上的灯光摇曳起来向后退去，映出打在窗玻璃上的水滴，啊，下雨了，耳边响起火车那特有的节奏，铿锵铿锵，铿锵铿锵，在夜色中，在车窗凝结的白雾间，白底黑字的站名一闪而逝：韦尔特里吉克，韦尔基克，凡尔代克，一个他读不出来的佛拉芒语名字；不过，现在这都不重要了。
对面座位的乘客看样子跟他年纪差不多。现在，此人放下了他的名字很长的期刊，似乎也注视起窗外的雨幕。现在是个微妙的时刻。是陌生人有了一丝交集，甚至彼此生出微不可察的好奇，而又斟酌着第一句问话的时刻。没人知道，某句话将引致对方哪一句话，哪些话将引致兴趣与亲切，哪些话又将陷彼此于尴尬的沉默，这些被选择说出的话，又是否真的能反映说话人的意图与形象。对面的乘客先开了口，既然刚才也是他颇富热心地提供帮助：您出远门？（当然，他头顶就横着一个大行李箱，这么想是很自然的。）是呀，到奥斯坦德。我也在奥斯坦德下车。真巧。是呀，真巧。那么，我就能安心地霸占您的行李架一直到终点了。您别这么说。您从哪儿上的车？列日。那您的旅程更远呀。习惯了，我住在奥斯坦德，时不时去一趟列日。您是一位历史学家吗？为什么您认为我是一个历史学家呢？因为您手里这本书，看起来十分深奥。不算专业历史学家，我定期去列日一带的档案馆查阅资料，写写报告，不过，今后大概要中断一阵子了。对面的乘客说道。
一时间，两人都沉默了，好像陷入某种心照不宣的不安，并且分享起这种忧郁。有时候，沉默反而会拉近人们的距离，假如相信自己的沉默与对方的沉默意味相同的话。我也是，我希望能在奥斯坦德呼吸到咸咸的、湿冷的海风，希望它把我带到别的什么地方，假装这个港口还没有被封锁，还没有把大海和我们这个饱受蹂躏的大陆隔绝起来。这句话，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说出口，或者有没有让对面的乘客听到。我们只听见他说：我能冒昧问您一个问题吗？什么问题？您在研究什么呢，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当然不介意，只是很枯燥也很琐碎，恐怕会让您失望的，我阅读历史档案，年鉴，考古报告，信件汇编，确定古代列日周边的历史活动，诸如此类。这很有趣，我不会失望的。那么您呢？我什么？您是一位画家吗？为什么您认为我是一个画家呢？因为您看来十分宝贝您的东西，就尺寸来说，让人觉得那是一幅画。不错，那是一幅画，不过不是我画的。那么是您收藏的。对，可以这么说。
车门拉开了，所有人都表现出平静与礼貌的样子。晚上好先生们，请出示车票。这只是身穿制服，斜背皮挎包的查票员；虽然现在突然看到什么制服会让人不由得神经紧绷。查票员尽忠职守地看了他的车票，谢谢，晚安先生们。喀嚓一声，归还的车票上多出了紫色的数字标记：1940年8月31日。然而午夜即将来临，它即将成为又一个消逝的数字。时制与历法只是海滩上的脚印，就算他们到达奥斯坦德时将是1940年9月1日，又或者有人永远与这个数字无缘，深不可测的时间也对此一无所知。然而人们却饱受时间的戏弄，感受它拉长自己的焦灼，在狭小的空间坐立不安，不停地问，现在到哪儿了，这趟车过去只需要3小时，顶多4小时就够了，现在却要8小时以上，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然后就会有人反驳说，车开得时间长了点，就嘟嘟囔囔、满腹怨言了；您去街上看看那些倒塌的焦黑的房子，它们还没来得及重建，有的再也得不到重建，看看那挤得满满当当的电车，看看肉铺和面包店门前那可怕的长队，还不算上黑市上的漫天要价，看看女孩们补缀的衣服和鞋子，看看我们中间少了多少人，这才叫什么日子；尽管——说句公道话——我们还算不上最值得同情的。这位列日—奥斯坦德的乘客先生，您刚离开列日，您来说说，从5月开始，各种小道消息像宣传单一样满街乱飞，驱使着列日大学的青年男女，驾驶着汽车，赶着火车，骑着自行车，跑到布鲁塞尔，跑到图尔奈，跑到里尔——现在我们进入法国了，不过没关系，可以说法语，再说很快就会轮到法国了——跑到蒙彼利埃，跑到图卢兹，享受起普罗旺斯的夏日，有人干脆跑进了意大利，不过很快就兜了回来，接着发现没处可去了，没有必要再去寻觅未被占领的地方。他们人生中最长最奇特的暑假结束了。当然，这些反驳只是一种假设，列日—奥斯坦德的乘客未必说得出，因为对我们来说，他所经历的时刻尚且晦暗不明，对他自己或许也是一样。我们只知道他的困惑在某个正午时分到达顶点，在满是碎砖和瓦砾的图书室里，他在残破的书本和纸页间艰难地抽动双脚，就像是在沼泽里跋涉。他望向头顶，仿佛平生第一次看见那无边无际的湛蓝天空。他突然大声说：不要建造高墙，不要追随必朽之城。声音清澈而不带感情，仿佛谁在借助他之口说话。
此时此地，携带画的旅伴开口了，慢慢地、笨拙地说：如果您不介意，我愿意给您讲讲这幅画的来龙去脉，既然我们都要捱过这个晚上，而又没有别的消遣。
——听上去很有趣，我很愿意，对面的乘客说，不过您为何突然改了佛拉芒语，您像刚才那样说法语不好吗？
——的确，我的佛拉芒语只够和查票员寒暄的，现在我就要改回法语，您别笑话我，我刚才蹩脚的佛拉芒语是为了向画家致敬，他和您一样都讲这门语言（如果我没看错），虽然他现在永远地沉默了，就像他画里的人，没人需要知道他曾经操什么语言，没人再需要他张嘴说话。他叫雨果·凡·德·古斯，您肯定在博物馆里见过他的画。不一定非得把这些佛兰德画家区分开来，那些面目相似的苍白脸，那些深黑的杏仁形眼睛，那些合拢的细瘦的手指，怎么能分出谁是谁呢。梅姆林的天使可以降落在罗吉尔的圣母的卧房，扬·普罗沃斯特的凸面镜里或许映出了扬·凡·艾克的某位商人之妻的脸，而布鲁盖尔与博斯分享着同一个幽暗梦境中的鬼魂。
——在另一个场合，我或许会细细琢磨起您这番话，还有我念书时四处游历的细碎回忆，对面的乘客压低了声音，但您的意思是，您带上火车的，是一幅15世纪的油画。
——是的，显而易见，您是个有教养的人，不懵懂无知，也没大声嚷嚷。要知道，我们在战争中，而且被占领着。上帝保佑比利时。所有熟悉的东西，现在都难以捉摸，我们不知道对面的人是敌是友，是否下一刻仍是朋友。谁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候，携带一件古董艺术品穿越整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也许我是一个贼，从某幢满地狼藉的豪宅里偷了它，现在正在销赃的路上。不，我向您保证没有人因为这幅画受到伤害，即便有，这伤害也已差不多和这画本身一样古老。
——您的话我听不懂。
——我解释一下。这是个不幸的画家，一生画了许多苦恼的人，忧郁的人，痴傻的人，疯疯癫癫的人，最后自己也因为忧郁症隐退到修道院里，但没有停止画画。我要说的是有关他生命最后时光里画的画。据修院的记载，那是一组祭坛画，但早已下落不明，内容也扑朔迷离。纯属偶然，我在布鲁塞尔古董集市偶然弄到了手里这幅画，孤零零一幅，画板肮脏，画框朽烂，状态非常糟糕。在请人修复时，我在画框的夹板里发现了几页写着字的纸，凭上面的内容，我可以大致判断，这就是雨果散佚的祭坛画的其中一幅。
——纸上面写了什么？对面的乘客探过身来，好奇地问。
——我难以描述读这几张纸的感受。简单地说，它叙述了这幅画诞生的一些佚事，说不清出自何人之手。它唤起了我的好奇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忍不住去调查、揣测和想象所有发生的故事。我对自己说，这也许是一幅注定漂泊在路上的画。您看，画安静地躺在我们头顶，但它在飞驰，茫茫黑夜也阻止不了它；某些尘埃几不可见地沾在画上，它们来自布鲁塞尔的某条小径，将要和奥斯坦德的尘埃汇合。在万物离散归一的运动中，这只是其中一次。也许最出色的数学家也无法给出答案：为何汇合发生在此时此处，而不是彼时彼处。
——就像我们。
——是的，就像我们。基于这个相似之处，这个故事才值得一讲。